唐代的岭南地处边远，荒蛮瘴疠，唐人闻之色变，是收纳犯罪或犯错程度严重的流贬官员的重要“法场”。

发展至清朝，流放之刑严苛更甚，国人熟知的宁古塔就是流放之人的栖息地。

流放途中，犯人往往死于病重、死于旅途之颠簸，根本撑不到目的地。

即使顺利抵达流放地，作为异乡人的犯人也会遭遇当地人的冷眼与讥讽，处境尴尬而凄苦。

但是，流放苦的是犯人，喜的是负责押解的差役。

而如果犯人足够有钱，能哄得差役足够开心，那么犯人所受的折磨大抵会减轻很多、甚至还能受到额外的照顾。

自流放之刑兴起之时，差役就成了官吏们竞相争夺的好差事。如果犯人是女囚，那么负责押解任务的差役们则会成为众人艳羡的对象。

那么，流放制度究竟是怎样的？差役们为何会抢着押送？为什么女囚受欢迎呢？

一、流放之历史

官员流贬，自古有之。

《尚书正义·舜典》中记载：

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”。

其中，共工、驩兜、三苗、鲧皆为当时犯罪或犯错的官员，“流、放、窜、殛”即流贬这些官员的方式。

流刑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刑罚，与笞、杖、徒、死并称为封建制五刑。

《尚书·正义》中提到：

“流谓徙之远方，放使生活，以流放之法宽纵五刑也。”

这是在说，流刑是将人犯流放到远方，以示宽恕。

（流放犯人）

但实际上，流刑并不仅仅局限于宽恕的作用，其也是一种死刑之下的重刑。

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提到：

“流四凶族，迁于四裔，以御魑魅”，因四凶者罪行重，将其迁到四裔，四裔距离远，在四海之表。

因此，流刑既是宽宥之刑，也是死刑之下的重刑。

流刑的历史悠久，在发展的过程中，以其为基础又派生出许多含义相近的刑罚，如迁徙、充军、发遣刑等。

这些刑罚虽可单独行用，但并不是正刑，因而，被称之为闰刑。

到了唐代，随着唐代官制的成熟完善，流贬官员的制度也随之健全。

唐律将流刑分为常流、特流、五流及长流等类别。

常流即三流，是为常见的流放刑法，即流“二千里，二千五百里，三千里”。

特流即“有人本犯徙以下，及有荫之人本法不合流配，而责情特流配者”。

意思是本来不应被判流刑之人，因“责情”而特意流之。

长流始于高宗，其后逐渐固定成为一种流放刑法。被判长流之人，即被无限期流放，且遇赦亦不得还。

唐代共历22帝，在这近三百年时间里，除在位不过一月的殇帝及在位不到一年的顺宗外，其余每代帝王在其统治期间都有官员或被流放、或被贬罚至岭南。

纵观高祖一朝，流贬官不超过二十人，除上述被贬岭南的程知节外，其余被流贬严重者，是流贬剑南。

武德七年，太子宫臣中允王珪、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兵曹杜淹因东宫牵连谋逆，而被高祖责罚，流于剑南巂州。

唐政府为显示惩处程度的轻重，特将岭南东部及北部的潮州、循州、桂州等发展较好，且其离京师长安及东都洛阳距离较近的地区，多用于收纳犯罪或犯错程度较轻的官员，致使这些地区的贬官多，而流官少。

岭南流官的政治待遇大多极其恶劣。

因流官失去了官员身份，已成为戴罪的平民。

虽然被免除居作，于流所不用参与劳动，但其已完全失去人身自由，被以罪犯对待。

不仅如此，众多流官还受尽岭南地方官员或蛮族首领的屈辱、迫害，其及家人的基本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。

例如，武后光宅元年，中宗后韦氏的父亲豫州刺史韦玄贞因中宗被武后废为庐陵王，而配流钦州，且卒于流所。

韦玄贞死后，钦州蛮族首领宁承基逼取其女，为其妻崔氏所拒。宁承基遂大肆诛杀韦氏一门，后仅其二女逃回长安。

（岭南战乱）

德宗贞元之后，岭南流官的经济状况愈发贫苦，甚至到了遇赦而不能自还的地步。

据《旧唐书·卢钧传》载，“自贞元已来，衣冠得罪流放岭表者，因而物故，子孙贫悴，虽遇赦不能自还”。

卢钧是文宗年间的岭南节度使。

可见其时，官员被流放岭南后，其自身及子孙的经济状况皆甚是贫悴，即使有幸得遇赦免，却因没有钱粮路费，而回不了原籍贯地。

由此可见，流放之刑，其苦甚矣。

从隋唐到明代，是流刑的发展阶段，在隋代时建立封建五刑制，流刑作为五刑之一，此后历代沿用直到明代。

清代的流刑作为死刑之下的重刑，在继承明代流刑的基础上，加以改变，并创设出新的刑罚，被广泛行用，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有附加刑和替代刑，其共同构成了清代的流刑体系。

五刑之中，苦的当属流刑法；而流刑苦的时代，当属清代。

二、清代千里流刑与差役们的争抢

对于清代流刑的期限，在《大清会典》中记载：“流终身不返”。

由此可见，在清代的律例规定中，流刑的刑期何时结束，人犯何时能够释回并未确定，不像徒刑有固定的服刑期限，期满即可释回。

流刑作为死刑之下的重刑，无论是从精神上，还是身体上都会给人犯带来痛苦折磨，以此达到惩罚和震慑的作用。

在清代，作为犯人流放地的配所，其选择范围极广，分布在全国各个省份。

顺治初年，清兵入关，大量的人力和物资也随之调配入关，使得东北这片原本就较为地广人稀的土地上劳动力急剧减少，经济难以发展。

（宁古塔）

由于东北恶劣的自然环境，又加之其向来被中原百姓视为蛮荒之地，愿意前去的人寥寥无几。

因此，统治者便陆续将大量罪犯和反对、威胁统治的人流放到东北。

顺治年间就普遍地把犯人流徙到宁古塔、盛京、席北等地，但多为一些官犯、文人及政权反抗者，这些流犯，大都被籍没家产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均被流徙到东北某处。

其环境可谓艰苦至极。

正因为流刑颇为残酷，其审判程序也较为严格。

在清朝，对于各省的流刑案件，审判时应按照逐级审转制度进行，层层上报，直到有判决权的机关做出终审判。

在一系列复核工作结束后，人犯押回初审州县收监，等待终审判决结果。

当州县接到督抚或刑部的回复，需在规定时限内，将被判处遣、军、流的犯人起解，同时地方官员需准备公文，告知并询问应发省份的督抚，由该督抚决定具体应流之处所。

犯人辗转各所，颠沛流离，往往上万里的路途都是常态。

雍正三年规定，若案内需发人犯众多，超过五人，则每五名人犯为一起，先后解送。

为了保障佥发过程的严谨性，政府对押解人员有严格要求，律例中规定“佥差官员务选有家业正役解送”，“起解人犯，每名选差的役二名管押，兵丁二名护送。”

即原州县选派两名差役押解，沿途每州县各派两名兵丁，负责协助将犯人顺利递解至下一州县。

按照常理来说，流放之罪甚苦，随同押解的官吏也是跟着受苦。

但是，在官差之中，押解之职却是抢手、令人垂涎的职务。

其原因颇为现实！

首先，便是官吏的权力欲望和贪腐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

（清朝差役）

若犯人在押解途中患病，应首先告知差役，经由差役许可后，才可报明所在官府。

诸位莫不要小看了差役这一小小的权利，倘如犯人在途中对差役不敬、抑或是贿赂的银两没有给足，那么差役完全可以将犯人的要求置之不理。

倘如犯人银两打点得当，那么差役便会亲自上报途中官府，并在验明之后出示盖有印章的证明文书，令该地方官将犯人留养医治。

如果有随行的亲属生病也是如此，待病痊愈后继续押解，并要将其患病日期上报刑部。

至于何时启程，是否痊愈，则全由差役说了算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只要你银两给得足够、而且犯的不是“谋逆、造反、篡权、贪污万两”之类的重案，那么押解秒变“休假”，途中权当游山玩水。

（流放至偏远之地）

此外，解配之路遥远艰难，很多原本罪不至死的犯人未至配所就命丧中途，为让流放这一“恤刑保命”的刑罚更加名实相符，清廷实行停遣制度，以减少极端天气对犯人们的折磨。

一般规定，军流犯人未起解时遭遇隆冬及六月天气，照例暂停发遣，已押解在途者，初冬十月经过州县的照常接递，至十一月初一日可准其停遣，等到次年春天天气回暖时继续解送，遇到炎热的六月，也准许停遣。

如果在途、离配所不远，或是发往东南各省份的人犯，有自愿继续前往配所者，可准许不停遣，但需要将不停遣的缘由告知将要途经的各州县，并上报刑部。

云南省天气较为特殊，各省递解遣军流犯时，即使遭遇严冬或酷暑，也不必停遣。

关于停遣政策的具体内容，变化颇多，但其不变的核心在于押解官吏对于极端天气的定义——如果差役说天气恶劣，那么押解自然会暂停；倘如差役“指鹿为马”，将狂风骤雨说成万里晴空，那么押解便不会暂停。

差役们大都是生龙活虎、年轻力壮之辈，大雨大风挺挺便会过去，而那些犯人，则是饱经折磨、甚至奄奄一息，是女囚，她们早已生机渐无，再遇天气打击，一命呜呼也是常理之中。

更为重要的一点是，《大清律例》中规定：

若犯人在途中侮辱官役，财物，生事不法，无论满汉军民，都将在当地施行羁禁，从严处置；

若犯人在领取证明文书后死亡，官役可以免遭责罚。

这一律令将差役的权力欲望推至巅峰——犯人生死全在其手，怎能不膨胀呢？

许多官吏究其一生，碌碌无为，而一旦当上押解的差役，那么无论是王公大臣，还是皇亲贵族，他们在自己面前都得服服帖帖的，可谓是“风光无两”。

其次，流放之犯人大都是达官显贵，层层打点方才免除死罪，到了押解这一环，其家人亦会付出不吝钱财，向差役行贿。

（收受贿赂）

而皇帝也不忍心治犯人死罪，故默认行贿以保全自身之事。

顺治朝时，江南科场舞弊案爆发，大批官员受到牵连，除了少部分人被处死之外，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流放边疆。

这些舞弊官员所捞得的油水极多，而文人又受不得路遥颠簸之苦，因此上上下下，大肆行贿，沿途押解的官吏也赚得盆满钵满。

康熙即位之初，鳌拜等人结党营私、大肆贪污受贿，当时州县级别官员贪婪者居多，加收火耗银、强行摊派，上下官员相互勾结，属于普遍现象。

康熙主政后，先后打击了索额图、明珠、徐乾学、高士奇等集团贪腐案，其中惩治了一二品高官33人，流放者近千人。

（康熙）

彼时，明珠等人对于朝堂局势尚有幻想，因此特意挑选了押解差役，给予丰厚的报酬，要求差役们好生照顾流放犯人，以求得势之时，这些流放者悉数归来。

虽然明珠等人含恨而终，流放者终生未能再入京城，但是差役们却是大赚一笔，“置业京城”者在少数，可见油水之丰厚。

因此，许多人都抢着争当差役。

因此，官吏之职，差役受追捧；

而差役之中，押解女囚则受欢迎。

三、押解女囚

押解女囚，首先意味着，差役们将会捞得远胜于男囚的油水。

而女囚家人拼命行贿的原因，和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的传统观念不谋而合。

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，“贞节”一直是世俗社会对女性行为的严格规范，忠贞、贞洁是古代女性重要的德性要求。

《女论语》作者在守节篇提出：

“贞节，第二清贞”，认为作为女子首先要有一颗贞正纯洁的心和一种凌然不可侵犯、誓死不变的节操观。

（古代女子重贞洁）

贞节观念与行为从先秦时代产生后，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，自始至终地存续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，如同枷锁一般牢牢的缠绕在古代中国妇女的脖子上，越缠越紧，影响越来越深重。

守节成为妇女生命中重要的事情，无论任何情况下，妇女的贞节比生命更为重要，妇女守节现象比比皆是。

而女囚大都出生于官宦之家，生得十分俊俏；差役们皆是男人，押解路远，很难说会不会做出出格之举。

因此，其家人贿赂之金额，往往是十分巨大的。

其次，女囚大都柔弱无力，差役们便无需投入过多的精力，来防止她们逃跑，算是一个清闲而油水丰厚的好差事。

由于流遣地区多为边远荒凉地带，环境恶劣，陌生之地生存艰难，因此很多人犯会想办法在途中逃脱。

（荒原之地）

清代中期以来，人犯脱逃的情况日益严重，据《清实录》记载，从乾隆二十三年到嘉庆十九年，东北地区人犯脱逃就有33个案件，这让负责押解的差役苦不堪言。

《大清律例》规定，人犯逃脱后，配地官吏、押解人员等应限期抓获人犯。

若在限期内抓获人犯，差役们则可以免罪。

若由他人抓获，或人犯身亡、自首，则要按照失律治罪，不准免罪。

而一个严峻的问题是，差役们大都收受贿赂，因此他们往往会被认定为给“因收受钱财而放走人犯”，可谓是“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”。

不仅一点儿油水也捞不到，还惹得一身腥，甚至丢了性命都有可能。

因此，娇弱的女囚大受差役们的欢迎，面容姣好的她们不仅养眼，而且不需要差役们操太多的心，以严加看管。

（女囚）

清代野史甚至记载了一则差役与女囚私奔的故事：

女囚自知将流至远方、远离故土家乡，终身不返，因此思乡之苦给其精神带去巨大的折磨。

而负责押解的差役尚未婚娶，对女囚一见钟情，便图谋私奔之事。

因此，差役一直向女囚讲述流遣地的苦难：

风沙四起的西北地、苦寒无比的东北地、酷热难耐的云贵烟瘴之地都成了差役口中的素材。

两人一来二去，彼此倾心，就在夜里私奔荒野。

由于流遣地荒凉人烟搜寻范围广，兵力有限，所以两人“终成眷属”，可谓是一件奇事。

其真实性虽然存疑，但是这一故事无疑是印证了女囚在差役们心中的特殊地位。

押送女囚这一差事，是差役们当之无愧的“香饽饽”。

结语：

流放制度原则上是无期徒刑，需要终身服刑，由于流放路途遥远，许多人犯因此丧命。

而由于大量的人犯被发往偏远边地，导致人犯家中的劳动力减少，粮食产量降低，如遇天灾，更是颗粒无收，使得基本生活难以维持，以致产生许多难民。

因此，流放这一制度备受争议，即使是能够捞得油水的差役们，也会因犯人逃跑之事而提心吊胆。

相比较而言，差役们为轻松之事，则是押解女囚了。

他们不仅能捞足油水，还无需担心逃跑之事，甚至有可能寻得自己的姻缘。

但我们不可忽略的是，差役们喜好押送女囚的心理是建立在女性的“节烈”之上的。

女性把贞洁看得高于一切，并以各种过激行为，身体力行的实践着“节烈”：

夫亡自杀以殉节，伤肢自残以守节，恐受辱或受辱以死保节，夫死被人逼嫁而以死相抗……

言及此处，莫名哀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