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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为什么要流放犯人?古代流放的犯人自己再回来不行吗?

2022-06-22 11:54 0

唐代的岭南地处边远,荒蛮瘴疠,唐人闻之色变,是收纳犯罪或犯错程度严重的流贬官员的重要“法场”。发展至...

唐代的岭南地处边远,荒蛮瘴疠,唐人闻之色变,是收纳犯罪或犯错程度严重的流贬官员的重要“法场”。

发展至清朝,流放之刑严苛更甚,国人熟知的宁古塔就是流放之人的栖息地。

流放途中,犯人往往死于病重、死于旅途之颠簸,根本撑不到目的地。

即使顺利抵达流放地,作为异乡人的犯人也会遭遇当地人的冷眼与讥讽,处境尴尬而凄苦。

但是,流放苦的是犯人,喜的是负责押解的差役。

而如果犯人足够有钱,能哄得差役足够开心,那么犯人所受的折磨大抵会减轻很多、甚至还能受到额外的照顾。

自流放之刑兴起之时,差役就成了官吏们竞相争夺的好差事。如果犯人是女囚,那么负责押解任务的差役们则会成为众人艳羡的对象。

那么,流放制度究竟是怎样的?差役们为何会抢着押送?为什么女囚受欢迎呢?

古代女囚流放千里那么苦,为啥官差们还抢着押送?背后油水不简单

一、流放之历史

官员流贬,自古有之。

《尚书正义·舜典》中记载:

“流共工于幽州,放驩兜于崇山,窜三苗于三危,殛鲧于羽山,四罪而天下咸服”。

其中,共工、驩兜、三苗、鲧皆为当时犯罪或犯错的官员,“流、放、窜、殛”即流贬这些官员的方式。

流刑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刑罚,与笞、杖、徒、死并称为封建制五刑。

《尚书·正义》中提到:

“流谓徙之远方,放使生活,以流放之法宽纵五刑也。”

这是在说,流刑是将人犯流放到远方,以示宽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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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流放犯人)

但实际上,流刑并不仅仅局限于宽恕的作用,其也是一种死刑之下的重刑。

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提到:

“流四凶族,迁于四裔,以御魑魅”,因四凶者罪行重,将其迁到四裔,四裔距离远,在四海之表。

因此,流刑既是宽宥之刑,也是死刑之下的重刑。

流刑的历史悠久,在发展的过程中,以其为基础又派生出许多含义相近的刑罚,如迁徙、充军、发遣刑等。

这些刑罚虽可单独行用,但并不是正刑,因而,被称之为闰刑。

到了唐代,随着唐代官制的成熟完善,流贬官员的制度也随之健全。

唐律将流刑分为常流、特流、五流及长流等类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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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流即三流,是为常见的流放刑法,即流“二千里,二千五百里,三千里”。

特流即“有人本犯徙以下,及有荫之人本法不合流配,而责情特流配者”。

意思是本来不应被判流刑之人,因“责情”而特意流之。

长流始于高宗,其后逐渐固定成为一种流放刑法。被判长流之人,即被无限期流放,且遇赦亦不得还。

唐代共历22帝,在这近三百年时间里,除在位不过一月的殇帝及在位不到一年的顺宗外,其余每代帝王在其统治期间都有官员或被流放、或被贬罚至岭南。

纵观高祖一朝,流贬官不超过二十人,除上述被贬岭南的程知节外,其余被流贬严重者,是流贬剑南。

武德七年,太子宫臣中允王珪、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兵曹杜淹因东宫牵连谋逆,而被高祖责罚,流于剑南巂州。

唐政府为显示惩处程度的轻重,特将岭南东部及北部的潮州、循州、桂州等发展较好,且其离京师长安及东都洛阳距离较近的地区,多用于收纳犯罪或犯错程度较轻的官员,致使这些地区的贬官多,而流官少。

岭南流官的政治待遇大多极其恶劣。

因流官失去了官员身份,已成为戴罪的平民。

虽然被免除居作,于流所不用参与劳动,但其已完全失去人身自由,被以罪犯对待。

不仅如此,众多流官还受尽岭南地方官员或蛮族首领的屈辱、迫害,其及家人的基本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。

例如,武后光宅元年,中宗后韦氏的父亲豫州刺史韦玄贞因中宗被武后废为庐陵王,而配流钦州,且卒于流所。

韦玄贞死后,钦州蛮族首领宁承基逼取其女,为其妻崔氏所拒。宁承基遂大肆诛杀韦氏一门,后仅其二女逃回长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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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岭南战乱)

德宗贞元之后,岭南流官的经济状况愈发贫苦,甚至到了遇赦而不能自还的地步。

据《旧唐书·卢钧传》载,“自贞元已来,衣冠得罪流放岭表者,因而物故,子孙贫悴,虽遇赦不能自还”。

卢钧是文宗年间的岭南节度使。

可见其时,官员被流放岭南后,其自身及子孙的经济状况皆甚是贫悴,即使有幸得遇赦免,却因没有钱粮路费,而回不了原籍贯地。

由此可见,流放之刑,其苦甚矣。

从隋唐到明代,是流刑的发展阶段,在隋代时建立封建五刑制,流刑作为五刑之一,此后历代沿用直到明代。

清代的流刑作为死刑之下的重刑,在继承明代流刑的基础上,加以改变,并创设出新的刑罚,被广泛行用,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有附加刑和替代刑,其共同构成了清代的流刑体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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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刑之中,苦的当属流刑法;而流刑苦的时代,当属清代。

二、清代千里流刑与差役们的争抢

对于清代流刑的期限,在《大清会典》中记载:“流终身不返”。

由此可见,在清代的律例规定中,流刑的刑期何时结束,人犯何时能够释回并未确定,不像徒刑有固定的服刑期限,期满即可释回。

流刑作为死刑之下的重刑,无论是从精神上,还是身体上都会给人犯带来痛苦折磨,以此达到惩罚和震慑的作用。

在清代,作为犯人流放地的配所,其选择范围极广,分布在全国各个省份。

顺治初年,清兵入关,大量的人力和物资也随之调配入关,使得东北这片原本就较为地广人稀的土地上劳动力急剧减少,经济难以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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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宁古塔)

由于东北恶劣的自然环境,又加之其向来被中原百姓视为蛮荒之地,愿意前去的人寥寥无几。

因此,统治者便陆续将大量罪犯和反对、威胁统治的人流放到东北。

顺治年间就普遍地把犯人流徙到宁古塔、盛京、席北等地,但多为一些官犯、文人及政权反抗者,这些流犯,大都被籍没家产,父母、兄弟、妻子均被流徙到东北某处。

其环境可谓艰苦至极。

正因为流刑颇为残酷,其审判程序也较为严格。

在清朝,对于各省的流刑案件,审判时应按照逐级审转制度进行,层层上报,直到有判决权的机关做出终审判。

在一系列复核工作结束后,人犯押回初审州县收监,等待终审判决结果。

当州县接到督抚或刑部的回复,需在规定时限内,将被判处遣、军、流的犯人起解,同时地方官员需准备公文,告知并询问应发省份的督抚,由该督抚决定具体应流之处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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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人辗转各所,颠沛流离,往往上万里的路途都是常态。

雍正三年规定,若案内需发人犯众多,超过五人,则每五名人犯为一起,先后解送。

为了保障佥发过程的严谨性,政府对押解人员有严格要求,律例中规定“佥差官员务选有家业正役解送”,“起解人犯,每名选差的役二名管押,兵丁二名护送。”

即原州县选派两名差役押解,沿途每州县各派两名兵丁,负责协助将犯人顺利递解至下一州县。

按照常理来说,流放之罪甚苦,随同押解的官吏也是跟着受苦。

但是,在官差之中,押解之职却是抢手、令人垂涎的职务。

其原因颇为现实!

首先,便是官吏的权力欲望和贪腐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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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清朝差役)

若犯人在押解途中患病,应首先告知差役,经由差役许可后,才可报明所在官府。

诸位莫不要小看了差役这一小小的权利,倘如犯人在途中对差役不敬、抑或是贿赂的银两没有给足,那么差役完全可以将犯人的要求置之不理。

倘如犯人银两打点得当,那么差役便会亲自上报途中官府,并在验明之后出示盖有印章的证明文书,令该地方官将犯人留养医治。

如果有随行的亲属生病也是如此,待病痊愈后继续押解,并要将其患病日期上报刑部。

至于何时启程,是否痊愈,则全由差役说了算。

毫不夸张地说,只要你银两给得足够、而且犯的不是“谋逆、造反、篡权、贪污万两”之类的重案,那么押解秒变“休假”,途中权当游山玩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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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流放至偏远之地)

此外,解配之路遥远艰难,很多原本罪不至死的犯人未至配所就命丧中途,为让流放这一“恤刑保命”的刑罚更加名实相符,清廷实行停遣制度,以减少极端天气对犯人们的折磨。

一般规定,军流犯人未起解时遭遇隆冬及六月天气,照例暂停发遣,已押解在途者,初冬十月经过州县的照常接递,至十一月初一日可准其停遣,等到次年春天天气回暖时继续解送,遇到炎热的六月,也准许停遣。

如果在途、离配所不远,或是发往东南各省份的人犯,有自愿继续前往配所者,可准许不停遣,但需要将不停遣的缘由告知将要途经的各州县,并上报刑部。

云南省天气较为特殊,各省递解遣军流犯时,即使遭遇严冬或酷暑,也不必停遣。

关于停遣政策的具体内容,变化颇多,但其不变的核心在于押解官吏对于极端天气的定义——如果差役说天气恶劣,那么押解自然会暂停;倘如差役“指鹿为马”,将狂风骤雨说成万里晴空,那么押解便不会暂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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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役们大都是生龙活虎、年轻力壮之辈,大雨大风挺挺便会过去,而那些犯人,则是饱经折磨、甚至奄奄一息,是女囚,她们早已生机渐无,再遇天气打击,一命呜呼也是常理之中。

更为重要的一点是,《大清律例》中规定:

若犯人在途中侮辱官役,财物,生事不法,无论满汉军民,都将在当地施行羁禁,从严处置;

若犯人在领取证明文书后死亡,官役可以免遭责罚。

这一律令将差役的权力欲望推至巅峰——犯人生死全在其手,怎能不膨胀呢?

许多官吏究其一生,碌碌无为,而一旦当上押解的差役,那么无论是王公大臣,还是皇亲贵族,他们在自己面前都得服服帖帖的,可谓是“风光无两”。

其次,流放之犯人大都是达官显贵,层层打点方才免除死罪,到了押解这一环,其家人亦会付出不吝钱财,向差役行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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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收受贿赂)

而皇帝也不忍心治犯人死罪,故默认行贿以保全自身之事。

顺治朝时,江南科场舞弊案爆发,大批官员受到牵连,除了少部分人被处死之外,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流放边疆。

这些舞弊官员所捞得的油水极多,而文人又受不得路遥颠簸之苦,因此上上下下,大肆行贿,沿途押解的官吏也赚得盆满钵满。

康熙即位之初,鳌拜等人结党营私、大肆贪污受贿,当时州县级别官员贪婪者居多,加收火耗银、强行摊派,上下官员相互勾结,属于普遍现象。

康熙主政后,先后打击了索额图、明珠、徐乾学、高士奇等集团贪腐案,其中惩治了一二品高官33人,流放者近千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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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康熙)

彼时,明珠等人对于朝堂局势尚有幻想,因此特意挑选了押解差役,给予丰厚的报酬,要求差役们好生照顾流放犯人,以求得势之时,这些流放者悉数归来。

虽然明珠等人含恨而终,流放者终生未能再入京城,但是差役们却是大赚一笔,“置业京城”者在少数,可见油水之丰厚。

因此,许多人都抢着争当差役。

因此,官吏之职,差役受追捧;

而差役之中,押解女囚则受欢迎。

三、押解女囚

押解女囚,首先意味着,差役们将会捞得远胜于男囚的油水。

而女囚家人拼命行贿的原因,和“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的传统观念不谋而合。

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,“贞节”一直是世俗社会对女性行为的严格规范,忠贞、贞洁是古代女性重要的德性要求。

《女论语》作者在守节篇提出:

“贞节,第二清贞”,认为作为女子首先要有一颗贞正纯洁的心和一种凌然不可侵犯、誓死不变的节操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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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古代女子重贞洁)

贞节观念与行为从先秦时代产生后,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,自始至终地存续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,如同枷锁一般牢牢的缠绕在古代中国妇女的脖子上,越缠越紧,影响越来越深重。

守节成为妇女生命中重要的事情,无论任何情况下,妇女的贞节比生命更为重要,妇女守节现象比比皆是。

而女囚大都出生于官宦之家,生得十分俊俏;差役们皆是男人,押解路远,很难说会不会做出出格之举。

因此,其家人贿赂之金额,往往是十分巨大的。

其次,女囚大都柔弱无力,差役们便无需投入过多的精力,来防止她们逃跑,算是一个清闲而油水丰厚的好差事。

由于流遣地区多为边远荒凉地带,环境恶劣,陌生之地生存艰难,因此很多人犯会想办法在途中逃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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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荒原之地)

清代中期以来,人犯脱逃的情况日益严重,据《清实录》记载,从乾隆二十三年到嘉庆十九年,东北地区人犯脱逃就有33个案件,这让负责押解的差役苦不堪言。

《大清律例》规定,人犯逃脱后,配地官吏、押解人员等应限期抓获人犯。

若在限期内抓获人犯,差役们则可以免罪。

若由他人抓获,或人犯身亡、自首,则要按照失律治罪,不准免罪。

而一个严峻的问题是,差役们大都收受贿赂,因此他们往往会被认定为给“因收受钱财而放走人犯”,可谓是“死罪可免,活罪难逃”。

不仅一点儿油水也捞不到,还惹得一身腥,甚至丢了性命都有可能。

因此,娇弱的女囚大受差役们的欢迎,面容姣好的她们不仅养眼,而且不需要差役们操太多的心,以严加看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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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女囚)

清代野史甚至记载了一则差役与女囚私奔的故事:

女囚自知将流至远方、远离故土家乡,终身不返,因此思乡之苦给其精神带去巨大的折磨。

而负责押解的差役尚未婚娶,对女囚一见钟情,便图谋私奔之事。

因此,差役一直向女囚讲述流遣地的苦难:

风沙四起的西北地、苦寒无比的东北地、酷热难耐的云贵烟瘴之地都成了差役口中的素材。

两人一来二去,彼此倾心,就在夜里私奔荒野。

由于流遣地荒凉人烟搜寻范围广,兵力有限,所以两人“终成眷属”,可谓是一件奇事。

其真实性虽然存疑,但是这一故事无疑是印证了女囚在差役们心中的特殊地位。

押送女囚这一差事,是差役们当之无愧的“香饽饽”。

结语:

流放制度原则上是无期徒刑,需要终身服刑,由于流放路途遥远,许多人犯因此丧命。

而由于大量的人犯被发往偏远边地,导致人犯家中的劳动力减少,粮食产量降低,如遇天灾,更是颗粒无收,使得基本生活难以维持,以致产生许多难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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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流放这一制度备受争议,即使是能够捞得油水的差役们,也会因犯人逃跑之事而提心吊胆。

相比较而言,差役们为轻松之事,则是押解女囚了。

他们不仅能捞足油水,还无需担心逃跑之事,甚至有可能寻得自己的姻缘。

但我们不可忽略的是,差役们喜好押送女囚的心理是建立在女性的“节烈”之上的。

女性把贞洁看得高于一切,并以各种过激行为,身体力行的实践着“节烈”:

夫亡自杀以殉节,伤肢自残以守节,恐受辱或受辱以死保节,夫死被人逼嫁而以死相抗……

言及此处,莫名哀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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